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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为什么抑郁

时间:2017-08-19 12:07:24

丘吉尔为什么抑郁

导语:提到丘吉尔的抑郁,还得从丘吉尔的黑狗说起!二战胜利,丘吉尔却被人名抛弃了!这是丘吉尔抑郁的原因吗?丘吉尔为什么抑郁呢?丘吉尔抑郁真凶是什么呢?丘吉尔有一句名言:“心中的抑郁就像只黑狗,一有机会就咬住我不放。”研究资料和史料指出,丘吉尔的忧郁最早来源于童年时期受到的冷落,丘吉尔的父亲热衷于政治,母亲则是社交名媛,他唯一的情感依靠是奶妈。

丘吉尔为什么抑郁

丘吉尔为什么会抑郁?丘吉尔留给世人的印象,是“一副斗牛犬式的凶狠表情”,其实那是有意训练出来,以表现他的决心与意志——借此来展现一种强势的外部姿态,以维持内在的虚弱自尊。为了避免外在世界出现问题并因此引发较深的忧郁、绝望、排斥和失落,就不能放弃完全装扮出来的姿态。

安东尼·斯托尔援引翔实的研究资料和史料指出,丘吉尔的忧郁最早来源于童年时期受到的冷落,丘吉尔的父亲热衷于政治,母亲则是社交名媛,他唯一的情感依靠是奶妈。丘吉尔在一种生活特殊而亲情稀薄的宠溺环境中长大,有着自以为是的万能感,又会自然地流露出无助感,长期积累的心理负担迫使他总要主动在外界寻找敌人,“将一肚子发泄有理的怨气投射出去,以纾解内在的压力”。安东尼·斯托尔认为,丘吉尔以强韧的个人意志领导英国对抗法西斯德国,并促成美国加入己方,跟其寻找“邪恶的敌人”的愿望不无关系。很显然,丘吉尔之所以会在二战结束时被英国选民抛弃不久后,主动提出“铁幕说”,一手规划了西方世界与苏东阵营的对立,与延续寻找“邪恶的敌人”的心理诱因也存在联系。后来,他已寻找不到像斯大林这样重量级的敌人,而将注意力放在文学、绘画等消遣化的爱好上,就不能很好地转移强烈的内在压力,再加上身体的衰老、疾病的侵袭,于是,最终溃败于“黑狗”。

《丘吉尔的黑狗:忧郁症及人类心灵的其他现象》一书还基于大量的背景资料、文学作品文本分析,将文学大师卡夫卡、莎士比亚笔下的悲情英雄奥赛罗等真实和虚构人物,作了翔实独到的剖解,就忧郁症对这些人物(角色)的重要影响发表了见解。

在本书结尾,作者对当代社会在心理疾病、精神疾病的重视程度方面,特别是公共政策设计方面的不足提出了批评。无论是在美国、英国,还是在其他发达国家,都越来越重视包括精神病人在内的全体公民的自由,因此出现了反对将精神病人隔离治疗的观点。现实中也确实出现了大量精神病人居住在普通社区的现象。问题在于,无论是政府还是专业医院、公益组织,都很难保证精神病人在非隔离环境中获得有效援助,更难避免和减少相关的社会侵害。

忧郁症为何能击垮硬汉丘吉尔?

推动创造的冲动是构成天才的要件,但创造、创作本身需要克制忧郁症等类似离心力的心理疾病的干扰……

曾任英国首相的温斯顿·丘吉尔长期为忧郁症所困扰。他把忧郁症叫做“黑狗”,这也是他自己的绰号。在与忧郁症的对抗中,他大半辈子都做到了坚持不懈,但年老体衰加上脑血管硬化,还是使得他在辞世前几年,彻底放弃了抵抗。最终,“黑狗”战胜了丘吉尔。

已故英国知名精神科医生、作家、牛津大学研究员安东尼·斯托尔所著的《丘吉尔的黑狗:忧郁症及人类心灵的其他现象》在上世纪70年代首次出版,并多次修订再版,是欧美世界最受欢迎的精神分析通俗作品之一。作者安东尼·斯托尔以医者的专业性和关怀性,向人们介绍了心理抑郁现象,对有关忧郁症的各种流行观点作了辨析,还探讨了许多政界、科学界、艺术界知名人物的抑郁心理与非凡成就之间的关系。

作者并不赞同“天才即疯癫”、“癫狂状态可以提高创造力”的流行说法。在安东尼·斯托尔看来,创作天才确实可能出现心理疾病,甚至相当的常见或严重,但大量的现实案例显示的是,异常精神状态也会降低作品的质与量。比如,精神分裂的画家,作品的主题经常随之转移,反映出的是内在的紊乱,会极大地影响正常人的观照,而且,紊乱的主题和创作手法还会一再重复。同样,忧郁症对作家创作、科学家创造的影响也相当显著,安东尼·斯托尔在书中以科学巨匠牛顿在患上忧郁症、妄想症等多种心理疾病之后,科学发现水平大幅下滑证明了这一点。

那么,怎么看待和解释另一些人在饱受忧郁症等心理疾病困扰的同时,仍可以在创作等诸多方面获得极其卓越的成就?如丘吉尔,作者的解释是,推动创造的冲动是构成天才的要件,但创造、创作本身需要克制忧郁症等类似离心力的心理疾病的干扰,丘吉尔也好,巴尔扎克也好,他们发狂式的工作方式,就是旨在克制“那头蠢蠢欲动的恶魔”。

丘吉尔为什么抑郁

丘吉尔有一句名言:“心中的抑郁就像只黑狗,一有机会就咬住我不放。”丘吉尔之后,黑狗(blackdog)便成了英语世界中抑郁症的代名词。在大人物中,饱受忧郁症折磨的,丘吉尔并未唯一。叫得出名字来的还有一大串:雨果、伍尔夫、马丁·路德和托尔斯泰。

饱受抑郁症困扰的现代人,不管大人物还是小人物,是英国精神科安东尼 斯托尔写《丘吉尔的黑狗》的原因。该书以一种积极向上的态度来观察心理忧郁现象,对弗洛伊德的理论进行了反思,剖解了许多大人物的忧郁心理与非凡成就之间的关系。“澎湃新闻”经授权摘编了其中关于丘吉尔和抑郁症斗争的章节。

最后,《丘吉尔的黑狗》的编辑在编辑手记中写的一段话,我们认为值得读者注意:“我们浸淫于一些心灵鸡汤式的固有观念太久了,比如关于所谓幸福,心理健康以及人际关系。斯托尔则往往对这些甜得发腻的迷思发出挑战,他用《丘吉尔的黑狗》告诉我们:抑郁其实是人类当中的智者们向内思考、回归内心的最有效形式之一。因为痛苦可以唤醒人的意识与创造力!他还在《孤独:回归自我》一书中指出,现代社会过分强调人际关系,从而忽视以至误解了“孤独”所负载的“正面功能”,这对人的精神和心灵可谓一种不负责任的无辜的伤害。”

观念对丘吉尔很重要,源于他对世界一厢情愿的信念

在权威面前,丘吉尔自小就是我行我素、毫不妥协。叛逆不仅是他发泄敌意的唯一途径,也是他维持自尊的法宝。自知身小体弱,除了历史之外,在其他学科上又一无是处,除了叛逆,还真的别无所恃;但是,没过多久,另外一种得以让这个小男生建立自信的本事,或者说是天赋,很自然地就表现出来了。尽管大部分学科都一般般,差到跟他的天资大不相衬的程度,但他却发现自己拥有驾驭文字的本领,而且单凭着这份资产,就已经让他一生受用不尽。

在使用文字作为自我表达的利器之前,11岁那年,他曾经渴望学习大提琴。这个愿望如果得以实现,音乐可能影响他的一生;许多音乐家都明白,声音的世界可以成为一个永不枯竭的安抚泉源,能够演奏一种乐器,既可自我表达又可以因此而建立自信。但是,幼年对音乐的兴趣,丘吉尔并没有受到鼓励,不久也就烟消云散,他的音乐品味就始终停留在沙利文(Seymour Sullivan,英国轻歌剧作曲家,1842—1990。——译者)与流行歌谣的水平。

从心理学上说,丘吉尔对文字的态度与运用可说别具意义。刚认识怀蕾缇 卡特时,他曾经问她,她是否认为,文字具有一种魔力,而音乐则是完全独立于意义之外的。对丘吉尔来说,答案无疑是肯定的。文字具有魔力,后来成为他内在世界一厢情愿的信念。萨特在自传中也谈到过类似的心理过程: 基本上,我是一个柏拉图派,从知识去认识对象;我觉得,观念比事物更为真实,因为最先给我观念的就是观念本身,观念将它们本身像事物一样呈现出来,对这个宇宙的认识,我是透过书本:吸收、分类、标记与研究,但都栩栩如在眼前;而透过书本的经验却与真实事件的诡异过程格格不入,让我困惑不已。正因为如此,为了解开我自己的观念论,我足足花了三十年的时间。

终其一生,丘吉尔都是一口观念的活水。司麦兹(Smuts)谈起他,说:“丘吉尔之不可或缺,正是因为他有观念。”他的想象力确实与众不同,一泄而出,耀眼亮丽,用词遣字魅力十足,有如天马行空,翱翔于单纯的事实之上。但这也正是随时都要有人约束他的原因,日常生活中如此,内政大臣任内如此,首相任内,他的参谋首长们,特别是阿兰布鲁克,更是如此。 文字风格方面,最能吸引他的作家就是吉本,而且是他全力模仿的对象;另一方面,麦考莱也让他受益匪浅。

这些作家令他爱不释手,并不令人讶异。吉本才情横溢,实事求是,不偏于己见,行文典雅,结构严整,对于音乐感强烈的人来说,尤其具有吸引力。更特别的是,吉本绝不滥用文字天赋,不扭曲史实,不迎合自己的偏好,尽管对基督教有所不满,仍然秉笔直书。他的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历久不衰,始终是典范之作。麦考莱则又另当别论,他善用文字的魔力,说服读者相信自己的主观观点。 丘吉尔深知,自己的想象会造成误导,陷自己于错误的判断之中,但总能及时悬崖勒马,只不过要花极多的时间往复辩论罢了。在军事策略上,他虽有独到之见,天马行空的想象却不时插上一脚,经常忽略了可能性的逻辑。对于自己的观念或想法,他能够用冠冕堂皇的文字或语言包装起来,弄得连自己都深信不疑,语文的魔力不仅鼓舞了自己也激励了别人,确实还真的救了他们的命。

写作:丘吉尔在不由自主陷入低潮时用来对抗忧郁的利器

身为人类,面对无可逃避的失望时,艺术家与哲学家所创造的世界有时候确能产生替代的效果。若非生于贵族的政治世家,丘吉尔很有可能成为一个相当另类的作家。不过,他既不太关心别人的利益,又懒得理会人类的心理,就算是写小说,也不可能以人物见长,倒是写冒险故事,却可能创出佳绩,《我的早年生活》就可说是一个现成的例子。此书虽是如假包换的自传,字里行间却不输给一本惊悚小说。但话又说回来,丘吉尔满脑子想的,不是彪炳的战功就是政治的权柄,就算他有一枝健笔,他的创造力多半也是表现在社会改革、军事发明如装甲车、以及战争策略上面,例如害得他成为替罪羔羊的加里波利之役。 纵使辩才无碍,丘吉尔基本上还是以文采见长。

正如他自己说的:“我不是演说家,演说家无法名垂千古。”年轻时,他曾立志成为大演说家,但终究未能完全实现。虽然他的句子,尤其是1940年的演讲,确实可以传诸久远,但他的笔力毕竟还是胜于词锋。每逢演讲,他一定事先用心写好讲稿,然后熟记于心;年轻时,每次上台之前,总是特别紧张。像劳合 乔治(Lloyd George)那种大演说家的群众魅力,丘吉尔没有,他便老实在讲稿的准备上痛下苦工。以大决心克服先天的不足,不靠天赋而能获得成功,这又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身为近代最成功的作家之一,乔治 西姆农(Georges Simenon)说:“写作不是一种事业,而是一门辛苦的行业。”并非所有的作家都是忧郁性格;但是,习惯以写作赶走“黑狗”的作家,在一部作品完稿之后,往往都会直接进入一段忧郁期。在这段空白的停顿期,江郎才尽之感会油然而生,他们总会认为自己已经走到尽头;但是,每到山穷水尽时,创作的冲动又会自动爆发开来。写作之于丘吉尔,正是他在不由自主陷入低潮时用来对抗忧郁的利器。

为什么偏爱暖色:“偏执性防卫”

谈到他的绘画,这种心理机制的运作同样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初执画笔,丘吉尔年已四十,而此一另辟蹊径之举,正是在他不得志的时期。达达内尔海峡之败,既出于他的策划,丘吉尔乃于1915年辞去海军部长之职,不少人都发现,他从此陷入严重的忧郁之中。怀蕾缇 卡特记载道:“他引我进入房间,在一张椅子上坐下——默然不语,神情绝望——是我从未看过的。他既不怨天也不尤人,尤其没有怪费希尔(Fisher),只是一个劲地说: 我完蛋了。 ”这段时期,丘吉尔自己如此说道: 长日无事,闲得不知所措,尽想着那一战,居然就那样可怕地结束了。那一刻,我的每一根神经都燃烧着,恨不得自己出马,但却身不由己,只能钉在最前排座位上,眼睁睁看着悲剧上演。突然间,绘画的缪斯女神伸出了援手——出于慈悲,出于骑士精神——对我说道:“这些雕虫小技,你看得上眼吗?有些人还真的乐在其中哩。” 如此这般,绘画成了丘吉尔的一口活水,烦恼时固然可供消遣,而且从此抓住了他的兴致,终其一生都成了一项挑战。

斗性与忧郁之间的关系,以及忧郁症患者应付斗性冲动的困难,精神分析早已有所认知。创造力里面虽然多少都有斗性的成分,但两者并不容易区分;另一方面,画幅画或作首交响曲,一般人通常都不会认为是一种好斗的行为,对于我的说法,或许难以置信,那么就不妨看看丘吉尔自己的说法。在《绘画遣怀》(Painting as a Pastime)一书中,他谈到自己在画布上摸索的经验: 我满怀兴奋,拿起一枝极小的画笔,在调色板上调一点蓝色,郑重其事地,在昂然不可侵犯的雪白屏障上点上一个豆大的记号。一项挑战,一项相当棘手的挑战,如此柔软,仿佛一碰就破,如此顽强,完全无隙可乘。就在那一刻,车道上传来车行渐近的声响,只见约翰 莱弗里男爵(Sir John Lavery)夫人轻盈如风地下了车。

“画画啊!那还犹豫什么?给我一支刷子,大枝的。”松节油一泼,蓝色与白色颜料一洒,调色板上一阵猛搅,然后大刀阔斧一挥一劈几抹蓝色狠狠砍下,一无遮拦的画布,任谁都看得出,毫无招架之力,只能听凭暴力称心快意,龇牙咧嘴,无助地瞪着我。魔咒一破,顾忌全消。抓起最大的一枝刷子,挟霹雳般的怒气,朝着我的祭品一阵劈砍。从此以后,画布再也难不倒我了。后来,他甚至将绘画与作战相提并论。不论怎么说,这本小书确实可说是他自剖最力的作品了。 丘吉尔偏爱暖色的高彩度语言,无非是需要以浪漫色彩的形象,照亮自己动辄坠入的幽暗。在绘画的颜色选择上也不例外。 我承认自己喜欢明色……对于颜色的偏好,我一点也不讳言。亮丽的,我情有独钟,沉晦如褐色,那就只有说抱歉了。哪一天,上了天堂,第一个一百万年,我打算大部分用来作画,主调还是不变;到时候,橙黄与朱红就算是最暗的了,还会有整整一系列的新颜色,点亮天空的眼睛。

用精神分析的术语来说,这是一种“偏执性防卫”(manic defense)。与忧郁的幽暗世界对应而生的,是一片色彩丰富而明亮的领域,其间恒常是亢奋与活跃,是英雄式的英勇行为,以及连番笑语的理想,妙语如珠,转折有致。在丘吉尔论绘画的书中,我们就窥见了他这种一厢情愿的内在世界:一边是这个面面俱足的世界,另一边则是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与“完蛋了”的灰暗地狱。

偏执的另一面:选择英雄人格的人做朋友,老实、诚恳、可靠之辈完全瞧不上

丘吉尔的这种偏执,同样反映在对朋友的选择上。任何人,只要得过维多利亚十字勋章,他就倾心以对,完全不计较对方的个性,只因为这些人全都是现实中的活英雄,是他内在世界的英雄翻版。同样,对活力奔放、冲劲十足的冒险家,如伯肯黑德爵士(Lord Birkenhead)与比弗布鲁克爵士(Lord Beaverbrook),他也是刻意结交。在性格的品鉴上,丘吉尔极不在行。老实、诚恳、可靠之辈,他全不看在眼里,能够激励他、取悦他、振奋他的人,才是他所要的。莫兰爵士就曾留意到,在为丘吉尔看病的医生当中,不乏杰出之士,他都不屑一顾,反倒是那些口若悬河、不甚理会科学规矩的半调子,他却心服口服。极端外向的性格,活动力极强,所从事的活动尽管非常累人,却使生活充满刺激与挑战;像伯肯黑德之类的人,对丘吉尔而言,正好可以满足他个性中偏执的一面。 人生在世,没有哪一个人是宇宙的中心。早先我们谈到过,心理结构类似丘吉尔的人,对于这一点,可就弄不太清楚了。之所以如此,关键在于他们缺少人与人之间的亲密互动,最初是与父母,其次是与其他的人,以致他们始终停留在自我中心导向,亦即自恋。婴儿刚来到世界上时,处于一种唯我独尊的状态;绝大多数的孩子,都会进展到较为成熟的情绪制约,不仅了解别人也有欲望与需要,同样也会明白,自己的欲望与需求必须跟其他人互动,既要满足自己也要满足别人。从小在这方面就匮乏的孩子,无由形成这种概念,其结果是,只知道一味地要求别人,却不知道自己也能相对地给予。对自己的手下败将,丘吉尔通常宽宏大度,但对别人的需求,却始终都是斤斤计较,甚至麻木不仁。他最在乎的,无非是他自己,只因为他从小就不曾获得满足过。

“口腔”性格:贪吃,烟酒不断,要求别人毫不保留地接纳

精神分析将这种性格特征形容为“口腔”(oral)性格,因为婴儿最早的需求就是透过嘴巴得到满足;缺乏如果一直得不到满足,“口腔”性格的特征就持续维持。相当有意思的是,在一份最早期的学校纪录中,丘吉尔所得到的评语居然是贪吃。纪录上同时记载,他曾经因为偷糖而遭到处罚。终其一生,他零食不断,喝酒,虽说不致上瘾,但却不能一日没有,而且雪茄抽得极凶。

对于别人的肯定,他也同样贪得无厌。了解他的人都知道,只要他出示自己的作品,他要的就是赞赏,而且不得掺杂一点批评。对于他的构想或发明,朋友如果有任何负面的评价,他在难掩失望之余,往往会回敬一句:“你是存心跟我作对。”要求别人毫不保留地接纳,这跟他仍然像小孩一样,还是将世界截然黑白二分有关,正因为如此,友谊与反对是不能并存的。也是基于这种特质,对于自己的朋友,他绝无半句批评,而且极端忠心。正如布伦丹 布拉肯说的:“为了朋友,他可以赴汤蹈火。”而他也以此要求于朋友。终其一生,对于名声、奉承、成功、权力,他无不如饥似渴,所有这一切,纵使后来他几乎全都得到了,但直到人生的末期,迹象显示,他从来没有满足过。

有人谈起丘吉尔,常说他“没有触须”;意思是说,对于别人的感受,他根本麻木不仁。颇有一些传闻,说他漫不经心地得罪过一些人,原因竟是他在社交场合怠慢或冷落了别人。这种旁若无人正是自恋的特征。一个自恋的人,就像幼儿一样,仍然活在非常个人化的世界里,除了供他所需的人,很少会注意到其他人的存在。幼儿只知顾着满足自己,不会想到别人的感受,这种“自私”是可以理解的;丘吉尔成人之后仍然维持这种特征,正是由于幼年时连自己的满足都顾不到。始终不足的人往往“自私”;小孩唯有感情的需要获得满足,日后才能有受有施。

谈到他自己,丘吉尔说得再传神不过,他说:“说到自我表现,我是远多于自我节制。”如果不是那么以自我为中心,他的成就可能会少些;如果多些自我节制,他也就不会那样具有魅力了。 丘吉尔为了摆脱忧郁的纠缠,可说无所不用其极,我们已经详细地讨论过。正如莫兰爵士所说,为了对抗忧郁,他奋斗了一辈子,整体来说,他所用的法子算是成功的。年轻时,虽然有好长一段时间饱受忧郁之苦,但他不仅走了过来,日后更克服了这种心理障碍,使自己能够从绝望的深渊中跳脱出来,直到老年才束手就范。在他政途坎坷的那段时期,了解他的人或许会有不同的看法,说他在这一段期间根本就是靠酒精度日,但从现有的文字记载来看,在应付自己的性情方面,他的表现确实非常成功;他的忧郁倾向,即使跟他交往甚密的人,始终都蒙在鼓里的其实还不在少数。

丘吉尔的晚年:终于败于抑郁症

文章的一开头我就说过,成就非凡与忧郁性格之间的关系,一向很少有人注意,很值得我们多去下点工夫。能力强,干劲足,成就超人一等的人,时人通常又认为他们并不快乐,或至少是受到某种精神折磨,这一类的人,在精神治疗的个案中其实并不少见。表面上,这种人比一般人显得自信,工作上如痴似狂,仿佛有用不完的精力,经常成为身边人的典范。对于这样的领袖,追随者总是视之为超人,除了仰慕以外,从来不会追问是什么力量在推动着他们。

然而,在权力的路上,过关斩将的人或许都知道,勃勃野心其实极其软弱,哪一天幸运之神不再眷顾时,巨头可能就应声而倒,而且在人际关系与感情生活方面,追逐权力的人也贫乏得可怜。野心这种性格特征,单独来看或许只是尽情发挥自己能力的一种欲望。但是,却也可能是一种着了魔似的力量迫使当事人身不由己地去追求更大的成就,而且不论成就多大,都无法带来满足与平静。极度成功的人,对自己也对别人,往往都会非常刻意隐瞒自己身受的折磨,因此,通常只有进了心理咨询室,真相才会浮现。

厌倦了战争与重大的责任,阿兰布鲁克可以卸下重担,心满意足地退休,安享居家与赏鸟之乐。反观丘吉尔,早在1949年第一次中风之后,医生就建议他不宜再追逐高位,他却说什么也不愿意放弃权力。两个人里面,谁比较快乐、谁比较正常,依我的看法,再清楚不过了。但不论怎么说,像丘吉尔那样唤醒英国的,又有几人能够呢,而第一个承认自己做不到的,正是阿兰布鲁克。 丘吉尔漫长的一生,最后的岁月可说是惨不忍睹,活到如此高寿,于他其实只是一场悲剧。根据莫兰的记载,1955年4月退休之后,“温斯顿丝毫不讳言,生命之于他,已经令他自己深恶痛绝”,接着又说:“历史家可能因此总结说,在精神的肌理里,其中必有弱点于焉。”任何历史家,果真做出这种结论的话,徒然显出对医学的无知而已。因为,丘吉尔严重罹患的大脑动脉硬化,不仅会破坏莫兰爵士所说的意志力,而且会使一个人应付人格障碍的机制停止。

人至老年,多数人的自我都会扭曲,多疑可以成为妄想,不安可以成为威胁,忧郁症患者尤其无法自绝望的深渊中自拔。丘吉尔去世之前的五年,莫兰搁笔,不再继续记录他的生活,理由是:“退休之后,他沉没在浑浑噩噩、糊糊涂涂之中,种种痛苦的细节,还是不说也罢。”身为一个医生,他的决定我完全认同。在他的记载中,丘吉尔放弃了阅读,很少讲话,在炉火前一坐就是好几个钟头,忧郁得简直到了不省人事的状态。丘吉尔晚年的医疗与心理细节,莫兰爵士巨细靡遗地予以记载,让他饱受医界同仁的批评;但话又说回来,一个老人,由于血液供应系统受损,使他的脑子再也无法有效运作,终于败于“黑狗”之手,此一事实凸显了他早期克服自身缺陷的种种作为,只会让我们更加钦佩而已;因为他所负担的性格重担,确实是常人难以承受之重。 走笔至此,精神分析的观照仍然不免有不足之嫌。

本章的结论,尽管我认为有根有据,但对于丘吉尔那种超人一等的勇气,却提不出任何解释。在他一生之中,多次经历挫折,即使是一个免于“黑狗”纠缠的人,恐怕也难以承受那种绝望的打击,早已颓然倒地。然而,直到耄耋之年,锲而不舍的决心,加上无比的抗压力与勇气,却让他征服了自己内在的敌人,一如他唤醒自己深爱的国家,终于击败了外在的大敌。 我们曾经多次提到丘吉尔“一厢情愿的内在世界”,正如莫兰爵士所说,只有在那个世界中,他才找到真实的自己。

但在他的一生中,总算有一段时期,他是幸运的。1940年的外在现实,说巧不巧,正跟他那个一厢情愿的内在世界合而为一。说起来,当时的情形绝对不同于热恋中的激情,而是一时之间,一个男人的情欲对象,莫名其妙地就跟身边某个女人的形象合而为一了。1940年,丘吉尔就这样成了自己梦寐以求的英雄。对他来说,正是天赐良机。在那段黑暗的时日中,英国所需要的,不是一个精明、冷静、稳健的领袖,而是一个先知、一个英雄式的先觉、一个在一切似都绝望之际还能怀有胜利梦想的人。温斯顿 丘吉尔正是这样一个人;而他那种唤醒人心的特质,还多亏了他那自以为真实,但其实只是出于想象的浪漫世界。

《丘吉尔的黑狗:忧郁症及人类心灵的其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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